日本投降后，部队抢占了石门，他们把石门作为钉在华北解放区的钉子，苦心经营，不仅在这个不足20万人口的城市派驻3万余人的重兵，而且城内还麇集着、团、政、警、特机关几十个，还有一大批周围各县的、还乡团和逃亡地主武装。他们一方面实行一切从打内战出发的政策，把主要精力用在掘壕挖沟筑碉堡上，用在向解放区进攻和抢掠上。另一方面，军政大员大发接收 财，并武装走私，贪污盗窃，军特勾结，敲诈勒索。这一时期的石门，是城建、工商业、文教卫生各业全面破坏的时期，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市面货物短缺，物价飞涨，饥民遍布。
日本投降后，为了抢占石门，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急令大汉奸侯如墉率领新编第五军第十二旅，打着第一战区先遣军的旗号，从河南汲县北上，限期到达石门。胡宗南想让河北人为他卖命，可侯如墉另有打算，他对同伴交底说，三国时诸葛亮用草船还能借箭，何况我们有两个半团的基本队伍，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壮大一下，有了力量管他胡宗南、李宗南呢！在此动机支配下，侯如墉率部昼夜兼程，于1947年8月28日进入石门。
侯如墉一进石门，立即派人接管了伪华北治安军刘华南的石门市防守司令部，正式成立先遣军指挥部和石门市警备司令部，指挥部设在中华大街原日伪华北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办公大楼。由孟宪馥、刘壮飞分别任石门市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随之，打起旗号收编各县伪军，加上他带来的两个半团，编成了9个旅共18个团，拉起两万人马的队伍。
为了解决吃用，侯如墉命令部下接管了日军够两万人吃一年的衣粮厂及仓库，又从伪准备银行金库里强行提取现钞5万元。接着，派人对其他部门进行接收，冻结资金，清查仓库，接管厂矿。
10月份，胡宗南派嫡系李文率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部及所属的第十六军、第三军，从山西风陵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上，顺正太路东行，开到了华北。当时河北属于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管辖，孙连仲原计划将石门交由他的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接收。不料想，马法五率部沿平汉线北上时，在邯郸被八路军晋冀鲁豫部队聚歼，马法五被俘。孙连仲无奈，只好将石门交由李文接收。李文到石门不久，便率第十六军北上，只留下以罗历戎为军长的第三军守备石门。
罗历戎接受石门守备任务之后，立即将日军投降时留下的武器装备自己，扩充部队，新成立了军属炮兵团、汔车连、战车连等，同时收编伪军，加强防务，抢修工事，妄图把石门变成一个现代化要塞，扬言要与石门共存亡。
面对先来一步的杂牌军侯如墉，胡宗南、罗历戎原来只想利用一下，没有想到他几天间就变成了两万人马的司令，这岂能容得。石门的军政大权由罗历戎当家后，石门的警备工作立即交给第三军的三十二师，由正副师长刘英、李文定分任警备司令部的正副司令。只许侯如墉成立一个师，其余部队统归三十四集团军作为补充师。然而，侯如塘重兵在握，哪肯俯首贴耳。这期间，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和第十一战区的孙连仲，趁机派高参给侯如墉写信送礼拉拢，孙连仲甚至封官许愿，允许侯如墉编三个保安师，因而出现了一番明争暗斗。当时，孙连仲一身兼三职，既是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又是河北省主席、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因河北省属第十一战区，故孙连仲派来许多行政人员接管石门。如专员高挺秀、市长尹文堂等，都是孙连仲的亲信。因而，也使得石门军政之间，省与市之间的矛盾此起彼伏。
罗历戎一伙进石门后，也和其他接收大员一样，五子登科。要位子、占房子、抢车子、抓票子、找。新官升任一个月，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大笑话。一天夜间，专员高挺秀亲自带人盗窃自己监守的仓库里的白布5000匹，事情偏偏又被警备司令李文定当场抓获。一干人犯解往北平，给孙连仲脸上抹了黑。但总因官官相护，轰动一时的贪污盗窃案，很快不了了之。有意思的是抓贼的竟成了小偷，原来李文定在抓高挺秀的混乱中，自己也拿走一批布匹，结果事情败露，也被撤了职。
罗历戎为了发大财，还利用职权派兵到山西阳泉等地抢运煤炭，借口军用，向上海运销，牟取暴利。罗历戎的投机行为，激怒了阎锡山，限令正太路局干涉制止，规定没有二战区的出境运输证，不许煤炭出境。罗历戎自己发大财不顾下属，加之三十二师不是第三军的嫡亲，刘英与罗历戎有隙，侯如塘等杂牌军对中央军不满。因此，刘英、李文定、侯如墉等人联合起来倒罗，虽未奏效，却使罗历戎威信扫地。后来，罗、侯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在解决军进攻正定时，侯如墉战败逃回，被罗历戎暗算，以贻误战机论处，关进北平监狱，几乎丢了性命。
各系特务也不甘落后。军统的董震、中统的申志谦、的特报员陈志云、胡过南的西北通讯社等等，大大小的特务组织麇集，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明抢暗夺，敲诈勒索，使石门经济萧条，混乱不湛。华北医院被扣上私通八路的帽子，任何物证也没有，结果拿出5万元，案件才了。
反动派在接收的名义下，对石门人民实行了空前的经济掠夺。铁路、交通、煤矿、工人以及银行、邮电等企业，大都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产。中华面粉公司、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也都成了地方官僚的私产。日伪仓库的各种物资都被他们抢劫一空。仅经济部冀察热绥区特派员办事处接收的日本侵略者直接经营的11家商业财产，即折合法币达4.8亿元。除此之外，他们还借货兑换、通货膨胀、征税征粮和各项经济统制之机，大规模地掠夺人民的财产，吮吸人民的血汗。光复后的石门，又被乌云遮住了黎明的曙光。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妄想依靠美国的支持，霸占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来的胜利果实。一方面，声援要谋求和平，要求主席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加紧军事部署，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中国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同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同时，揭露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并粉碎了军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反动派在政治上、军事上连遭挫折，加之国内外舆论压力，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举行双方会谈。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再赴重庆。12月27日，双方达成停止内战的书面协议，遂即组成由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居间参加的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开始停战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1月10日，双方代表又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和声明》以及《关于建立军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根据协议，在北京成立了以、郑介民、饶伯森（又译作罗伯逊）三委员为最高领导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先后向全国派出36个小组。因为石门是军事重镇，国共争夺激烈，因而军调部一成立很快组建石门执行小组到石进行调处。
1946年1月，太行一地委副书记马芳亭首先到石，为代表打前站。2月5日，军调部石门执行小组代表胡屏翰、代表徐德操（冀中八分区司令）、美方代表葛瑞波（又译为炫瑞澈）一行10人乘飞机由北平抵石。在此前后，方面参加谈判的地方代表陶希晋（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王昭（冀晋区党委书记）、（太行军区司令）以及工作人员20余人先后抵石。谈判中期，由于无诚意，军调部要求军事干部先回部队。故徐德操、等先后离石，留下陶希晋、王昭负责方面的事务。方面则以驻石的党政军负责人罗历戎为主组成谈判小组，主要工作人员由第三军政治部和司令部人员组成。当过汗奸的侯如墉、于珩，也是谈判小组的成员。当时美方代表住在瑞典牧师希尔的福音堂（现新华路南）。代表先住中华大街路东的原日军联络部，后改住大桥街石门旅社。由军统特务率第三军警卫营担任警卫。对外说保护代表的安全，实则限制他们活动。在代表住地安插了不少特务，化妆成钉鞋的、卖烟的、烧山药的、拉洋车的进行监视。在石门旅社对面的东洋服装店设立了监视哨、安装了电台和窃听装置。还在石门旅社一楼安排了不少捣乱，第三军谍报队长狄孟亚还从南京调来一高级女特务，以身份混在旅馆内，直接探听的情报。每当代表发电报时，这些女特务、女招待就打闹喊叫，到代表住处问这问那，纠缠干扰，妄图窃取的机密。代表外出，特务们就跟踪监视。凡与代表接触的，他们就盘查审问和逮捕。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因卖给代表一条香烟，竟被说成通匪而活活地被刺刀挑死。对工作人员的工作，不是关注和合作，而是处处刁难和捣乱。他们在代表吃的米饭中掺沙子和秕谷，汽车没油了不给加，买也不卖给。
会谈中，军调小组表面上是三方合作，其实就是两军对峙，美方代表明显偏袒和支持一方。尽管如此，代表还是以真诚严肃的态度同进行着谈判。
军调部石门执行小组一到石门，国共双方就谈判桌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争论的焦点主要有军事停火问题、汗奸伪军问题、恢复交通问题、恢复人民自由贸易问题、难民还乡问题等。由于执行的是假谈和，真内战政策，虽然代表一再让步，终因没有丝毫诚意，谈判没有一点成果。
谈判期间，军队数次迫害进出市区的代表。三人小组要求冀中干部来石谈判，市沟哨卡向其司令部多次通报，坚持不让进市，冀中代表等了4个半小时，只好返回。代表在市内活动，处处受到特务监视。一次，王昭外出散步，到桥西公园门口，被几个特务尾随上，由于王昭地形不熟，继续往西就是情况复杂的集中的新市区。打入石门市警察局侦辑队的地下工作者黎辉见状跟随其后，当他发现一个特务借机闹事时，灵机一动，就向那处特务闯去，两句话不对，就动手打了起来，并趁机高喊：我是侦辑队的，你敢打老子！王昭一见此情，马上转身返回住地。4月15日，冀晋四分区司令员张雨初佩带军调部证章、臂章，外出处理公务，由平山返石门，事先曾两次通知该地区军，据复已通知所属部队护送。但张雨初却被送至石门警备司令部参谋主任室，谍报队长强行搜查。张雨初严词拒绝，该队长竟派六人强将公文包夺去检查，共中八封私人信件均遭拆阅，基至连纸盒亦被拆开，旋将张雨初扣押禁闭室。谈判代表见不到来人，就找代表，对方推托不知，于是指示市内地下工作者调查。恰巧，在《大同日报》当记者的地下工作者林青到敌警备司令部采访，听三十二师谍报队长李大头说，他已给张雨初把坑挖好了（即要暗杀）。立即赶到代表住地，以记者正常采访的名义，向陶希晋报告了这一情况。陶希晋在谈判桌上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敌人才不得不放出张雨初。胡屏翰亲自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言犹在耳，张案还未了却，军又于4月18日，扣压了由冀晋区来石的翻译林兆南。此前方面曾两次通知第三军及作战科长刘富春，请予以保护，但林被送到市内，押进警备司令部第三处，不让与代表联系，还撕下林兆南佩带的臂章证章，搜去财物，拳打脚踢，用狗咬威胁，强行推入一个仅能容身的地牢。地牢阴暗潮湿，暗无天日，地上布满粪尿，墙上小虫乱爬，充满血腥味的污浊空气，令人无法呼吸。方面不给铺盖，也不给滴水粒米。林兆南数度要求说理，卫兵高声叫骂：谁和你说理，你再说话就活埋你。多亏林兆南在大河镇时，曾托二十团团长陶学渊转送陶希晋几瓶酒。酒到了，人未到，方知出事。陶希晋找第三军要人，开始对方不承认，经过斗争，才把林兆南放出，这时林已被关押五天四夜，神志昏迷，奄奄一息。方面还说林没带证件，经方面揭露和斗争，对方才道歉，并提出用钱赔偿。陶希晋回答：道歉不行，赔钱也要，登报说明。第一要承认错误，第二要保证今后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方面最怕登报，说什么也不干。提出立案调查，方面又节外生枝，说共军包围栾城，要先去栾城调查，借以转移视线。派人去栾城，但方面对两个调查又都拒绝。鉴于方面缺乏诚意，工作人员没有安全保证，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代表组于4月22日，向北平军调部申请暂时撤退，于4月24日离石返平。王昭、陶希晋分别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被迫撤离的原因。
就这样，石门执行小组的国共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三个多月，由于美国支持的方面没有诚意，致使谈判没取得什么结果，但它用事实揭露了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争取和教育了群众，扩大了反美反蒋的统一战线，提高了和八路军的威望和地位。为后来的自卫反击战准备了力量。
劫收石门后，罗历戎加强对石门的独裁统治，不足20万的石门，党、政、军、警、特机构林立，日伪政权变成了政权，伪新民会成了部，许多汗奸摇身一变，成为了要人。据1946年5月统计，此时石门全市人口19万，而军、政人员就有3万多人，占了全市人口的16%。这些天上掉下来的，地上冒出来的大员们，接着来进行着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仅1945年10月两次全市性的大搜查，他们就逮捕了所谓嫌疑分子千余名。对广大人民横加迫害。
七七事变前，因石门隶属河北省获鹿县管辖，所以石门的组织也隶属获鹿县党部，日军侵占石门后，获鹿县党部流亡到重庆，河北省党部组织各县流亡人员成立沦陷区党务督导区。石门周围的获鹿县、井陉县、正定县、藁城县、栾城县五个县的党务归河北省党部第十九党务督导区。
日本投降后，河北省党部圈定了五人组成的获鹿县执行委员会，县党部设立在石门，原第十九党务督导区办事处的工作由获鹿县党部接管，十九区撤销。由于十九党务督导区办事处掌握着石门黄色工作和实际工作权，因而拒绝移交，接着来进行工作。而获鹿县党部虽在市内，却无法开展工作，双方争权夺利，造成混乱局面。
1946年夏，成立了石门市党部，获鹿县党部搬回获鹿县城。市党部下辖12个区党部、67个区分部、8个直属区分部。此外冀晋铁路特别党部石门办事处，辖5个区党部、31个区分部；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石门第十一区党部，辖42个区分部；各县流亡到石门的县党部39个。为了扩大阵营，在市内大肆发展员，市政府成立后，又在市政府建立党支部，1946年12月，在机关发展党员，在各科处建立党小组，市政府员达30多人。在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等厂矿企业，还采用染色主义，强迫命令职员和工人加入组织，列个名单往上一报就算入党，发工资时就把党费强行扣了。因而，在有些单位的职工中，员竟占了百分之六七十，而一些工人被发展为员，自己竟不知道。
三青团石门分团下辖6个直属分队、12个区队、86个分队，其他的还有4个流亡三青团部。全市员、三青团员约万人。
接收了石门，委派高挺秀任河北省第十一区专员，于1945年11月到石门，成立了河北省十一区专员公署及石门市政府管理处，分别接收了伪真定道公署及伪石门市政府和有关的日本机关、寺院、学校等。第十一区专员共有两任，第一任高挺秀，因监守自盗案被撤职后，由牛英铨接任，直到石家庄解放。1946年5月，河北省政府派尹文堂任石门市长，来石接收了石门市政管理处，建立石门市政府。市长之下设主任秘书一人，协助市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市政府内先后设置了人事科、总务科、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社会科、田粮科、地产利、兵役科。此后为了经营管理接收的日伪企业，还成立了公营事业管理处，直接管理自来水公司、制冰厂、酱油厂等企业。另外，还建立了税务征收所，统管全市的征税工作。市政府直属科室的工作人员100多人。
石门市警察局是罗历戎到石门后建立后，主要负责人大都是的嫡系，警察局设3科2室、侦辑队、保安警卫队、义勇警察队和6个公安分局、7个派驻所，约千人。市区设一分局和二分局。
在石门的特务组织很多，据解放后石家庄公安局统计有：河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石门站，成员203人；晋冀铁路特别党部调查室石门区，成员31人；平汉区铁路调查统计室石家庄分区办公室，成员40人；国防部二厅石门联络组，成员47个；国防部保密局石门策反组，成员16个；国防部保定站石门组，成员17人；北平行辕石门联络区，成员170个；保定绥靖公署第三联络组（后改称华北剿总第三联络组），成员180人；国防部绥靖第一大队（0760部队）石门组，成员85人。中宣部华北专员办事处平汉、正太铁路指导员办事处，成员70人；石门市动员委员会肃奸组（南大街十九号），成员72人；第三军谍报队，成员120人；公教报国团（又名八一三），以宗教为掩护的特务组织，在石门周围约有90余人。这些特务组织配合军警人员对人民大众进行法西斯统治，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侦察破坏，杀害了不少员和革命群众。在败退时，又布置了潜伏计划，接着来进行破坏，但最终都被一一查处。
当时石门的党政军警特各种机构俱全，但掌握大权的仍是第三军。罗历戎为了统一石门党政军，临时成立了石门地区联席汇报会议，会议由罗历戎主持，参加的单位和成员有：副军长杨光钰、军参谋长肖健、副参谋长吴铁铮、军政治部主任彭家贤、副主任宋文翰、警备司令刘英、省党部委员兼市党部主任刘昌模、十一区行政专员牛英铨、市长尹文堂、警察局局长刘清池、铁路局长杨毅、路特别党部张耀明、铁路运输指挥官张宗泽、市三青团主任刘国央、井陉矿负责人莫砚农等。就是这样一批人，掌握着石门的生杀大权，他们不研究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经常讨论、进攻解放区，维持和巩固反动统治。除了军事秘密和特务活动不直接集体讨论外，如要地方协助军队修碉堡、挖战壕、征民夫、征草料等，都是通过这一个会议做出决定进行的。有的则是第三军下令有关各部门执行的。
占领石门，因忙于打内战，对石门没有建设，只有破坏。虽有市政建设科，却根本无心搞市政建设，更谈不上搞城市规划，只能搞些简单的维修。市区只有日伪时期修建的几条简易铺装路面和一些小型的明暗沟，就没有排水出路。雨水污水都汇集到散布市内的一些窑坑洼地内，夏季蚊蝇滋生，臭气四溢，环境卫生极端恶劣，人民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而却把大批人力物力用在军事工程上。日伪时期，为防八路军进市，曾在石门周围挖了两道市沟，日本投降后，群众陆续自动填平开始耕种。发动石门外围进攻后，军又决定恢复原来的两条市沟，而且要比以前加宽加深，于是强迫城市的市民和郊区的农民昼夜不停地赶修工程。两道沟的上口宽约10米，下口宽4.5米，沟深约5.6米，挖出的土方堆于沟的内侧，高于地面约4.5米。沟的里侧从沟顶到沟底足有10米深。外市沟长约60华里，市内沟约36华里，两条市沟之间又修了环城铁路。还在石门火车站、大石桥、正太饭店修筑了核心工事，在全市主要街道路口和防护沟上修建了6000 个碉堡，征调民工最多时一天达上万人。在人民攻克大郭村飞机场时，国民军还强迫市民把中华北大街修成飞机临时跑道。
石门是个新兴城市，市政建设基础差，虽然叫城市，但实际仍是庄。军阀混战时，人们称：石门有三宝，破鞋、饼子、大山药。日军占领后又变成六多，即特务多、失业多、娼妓多、毒品多、伪钞多、地痞流氓多。来了后这些没有减少，反而更严重。党政军警特控制一切，加上名目繁多的特务组织及周围20几个县的和大批地痞流氓，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随时随地敲诈勒索，破坏了城市建设，打乱了社会秩序，工厂无法开工，商业难以开门，经济危机超过其他蒋占区，尤其是粮食危机更为突出。1947年4月，正太战役和石门被包围后，当局对市内公私存粮进行登记控制，规定粮店出售粮食每日交易3小时，每人每次购粮不允许超出2斤。到1947年10月解放前夕，小米每斤涨到8000元（法币），相当于日军投降前夕每斤120元（伪币）的66倍还多。粮食缺乏，价格昂贵，老百姓买不起，也买不到，石门人民处于饥饿和死亡线上，由于民不聊生，人口由日本投降前夕的167530人，降到1947年的125651人（据内务部1947年发布的《全国人口统计》记载）。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各界群众组织起来，抗议，开展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
据1946年5月统计，全市39626户，其中，各业工人16150人，占总人口的9%；大小商户5000余户，2.1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农业人口97640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4.2%；军政人员3万多人，约占16%。而各类特务人员就有1400多人，加上员、三青团员、逃亡地主、还乡团等，共计约有1.4万人，竟占到7%。人口比例严重失调，使石门社情复杂，成了一个大杂缸，三大公害进一步猖獗。
妓院、烟馆、赌场，这是旧社会的三大公害。日伪时期，泛滥很快，统治时期更加泛滥成灾。
旧石门的妓院分布在桥西三民街（今五一街）及现在的民族街工人剧场两侧的胡同内，多为一、二等妓院。原中山东路两侧的裕顺胡同、同顺胡同及同义街一带为三等妓院。日伪时期，伪市政府将市区所有分散的妓院统一集中在桥西袁家营村东，名曰新市区，从业者达400余人。接收后，又批准在这一带大设赌场、饭馆、店铺，到晚上赌徒、嫖客云集这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据统计，此时，石门市有妓院55家，还有为数不少的暗娼。
大烟（也称）、白面（料子）这两种毒品，旧中国也是明文规定严禁吸食，不准销售的，但是从未根除过。在石门还有专门供人吸食毒品的大烟馆和料子馆数十处。日本侵略军占领后，烟馆得到日伪政权的扶植。占领后，继续允许存在，而且成了贪官污吏的生财之所。旧政权规定，在烟馆吸毒合法，在外面吸毒违法，实际上在警察局登记挂了号就没人问，有时也可拿到外面抽，不少有钱人就在自己家里抽。有时警察也虚张声势，打击贩毒者。但其实就是明捕暗放。为防止上级检查，在押期间，以其他单位寄押案犯为名，不入犯人登记簿，贿赂一到，人赃俱放，另地再行销售。警察一分局局长锁赓元在任时，一次收受贩毒者的贿赂，就购置了十间一套的住宅。类似这样的毒品案在其他官员身上也举不胜举。
日伪及时期赌博方式多种多样，遍布全市各个行业、各个角落，或明或暗，活动猖獗。有地方当局批准靠赌博抽头为业的宝局，也有变相赌博性质的活动场所。靠赌博经营小商品的小商贩就更普遍。还有暗开赌场的旅社、货栈、银号、商店，至于地方官员、士绅、富商常年在家设赌场，以消遣为名进行赌博就无计其数。另外，还有一个惯例，旧历正月初五前不抓赌，机关不上班，商店不开业，市民能随意赌博。有时市党部还派员安排警察维持秩序，组织地主恶霸办赌场，昼夜开放。
在统治时时期，特务多如牛毛，各种特务组织盘踞石门，他们除了捕杀人和革命群众外，还在市内肆意敲诈勒索、残害良善。其中，石门市动员委员会肃奸组的罪行，最令人发指。
石门市动员委员会肃奸组成立于1947年5月1日，是石门解放前夕，反动派最后挣扎时产生的一个特务组织。因其位置在当时的中正街（今南大街）19号，因而人们又称其为十九号阎王殿。石门市动员委员会肃奸组成员由石门市党政军各部门调派。组长由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彭家贤、副主任宋文翰兼任，副组长由石门市警察局科长苏澜生、侦辑队长锁赓元担任。下设情报股、侦讯股、总务和一个自卫队。该组织一成立就明确目标，专门捕杀及其他地下工作人员。1947年5月，一成立就抓捕王子兴地下支部的员和地下工作者20余人，严刑拷打，有的被打瞎眼睛，有的被打断胳膊，最后将贾文锦、王焕然、王国士、吴子珍、王振海5人杀害。7月份又抓捕了铁路大厂地下党员董其年等5人，董其年被判死刑事，待执行时，石门解放。8月份，还抓捕并杀害了了晋县公安局地下工作者吴茂文等人。
十九号的特务们还仗势欺人，胡作非为，敲诈勒索，残害无辜百姓。市民苏玉起在春隆茶庄存了十万元法币，派人取款时，被十九号特务看见，硬说茶庄有问题，并抓捕了掌柜等3人，最后敲诈5000元才放人，敲诈款被特务们私分一半。更为可恶的是，特务们化妆成员地下工作者，自背粮食，内藏手枪，先把粮食和手枪硬塞在万寿堂药铺床下，接着又来搜本，给掌柜的王祥贞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起来严刑逼供，一气打了108棍，接着又用压杠子等刑罚来折磨，王祥贞被打得死去活来，关押达2个月，最后还是送了500万元，才把命保住。特务们穿的西服、带的怀表、置的家具等不少都是敲诈的。据十九号工作报告记载，半年间，没收现金和实物拍买款就有9000多万元。逮捕关押470多人，其中漏报户者120余人，不让吃饭，关禁一日。送三军军法处判刑及杀害者66人；其他250多人，多是无辜受害者，受尽迫害和敲诈，少部分送钱后被放出，多数在石门解放后被救出。
从抗战时期到统治时期，对石门的城市工作一直比较重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所领导的环绕石门的冀中、冀晋、太行、冀南四大区的党政军机关，先后都成立了面对石门的工作机构，诸如城工部、敌工部、社会部（公安局）及情报侦察部门，而工作比较专一、成绩比较突出的是各区的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他们向石门派遣了大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发展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以达到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里应外合，最后夺取城市的目的。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党组织为了接收石门，冀中区把六、七地委城工部石委会合并为六地委（后改称为十一地委）石门工作委员会，对外又称西部工作团，下设组织部、联络部、宣传部、武装部、办公室及武工队等。主要领导平汉路以东冀中区各县对石门的城市工作。到1947年石家庄解放前夕，冀中石委会先后在市内建立了近20个支部和一些单独活动的党小组，发展员120多人，并领导着一大批地下工作者。他们利用各种职业为掩护，同敌人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斗争。学校支部的郝凌霄领导下，自办了《指南针》秘密油印刊物，还发动，把猥亵女生、体罚学生的两个反动校长赶下了台。运输工人党支部的芦万春打入敌人内部，把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四县顽伪逃亡人吕组成了还乡团瓦解。搬运工人党支部团结了60名搬运工人，同反动把头斗争，为迟滞敌人的军事活动，在装卸军用物资时，进行破坏，使货物迟迟装不上，车皮挂不上。为此，支部书记周子华曾被敌人数次追捕，几进几出石门，家中的九间房子被敌人烧掉，孩子被敌人摔死。在配合解放石门战役中，冀中地下党组织还送出了许多重要情报，绘制了石门敌军设防图，派出给部队领路的向导30多人。战役中及时切断敌人市沟电网电源，帮助抢修枪械，瓦解了一些敌伪组织，保存了一批有价值的敌伪档案。李智支部的一些地下党员，在解放后继续隐蔽在特务组织中，为破获任福禄特务案，为抗击军偷袭石家庄，做出了突出贡献。
冀中六、七分区的敌工部，是在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成立后，日本投降后，七地委对石门的敌工组织统归六地委（后改为十一地委）领导，并成立了石门前方联络处，在市区派遣了一批情侦人员，有的还打入敌人内部，侦察敌情、搜集情报、瓦解敌军，做出了突出成绩。郝振德从市内送出了敌特到解放区进行暗杀、抢劫的计划，保护了解放区军民。打入先遣军的刘书印、朱庆堂分别策反敌人一个营长在战场上率部起义。刘悦礼还担任了敌副营长，使一个营300多人在策反下逃跑，剩下80来人。打入第三军的董鸿慈、王乃恭等人都在敌军中发展了力量，送出了重要情报。派遣人员宋忠一、赵梅贵、董贵秋遭敌杀害。敌工部还在各县开展红黑点活动和救命运动，动员伪顽军家属给亲人写信，劝其带枪反正，弃暗投明。解放战争时期，从栾正获线多人。
冀中公安系统在石门也有大量派遣人员，1946年初，十一专署公安处还在藁城成立了石东办事处，在市内发展和建立了三个情侦小组，在敌党政军警特中打入一部分情侦人员，如林青在《大同晚报》当记者，刘萍、王一夫打入《前锋报》当编辑，黎辉先打入石门警察侦辑处，后打入三军谍报队，刘经波打入第三军军法处等。他们利用合法身份，送出不少重要情报，保护了一批即将被捕的地下党员。国共和谈时期保护了代表，并及时送信营救了冀晋四分区司令员张雨初。后因叛徒告密，黎辉小组被敌特抓捕十余人，李永锁、刘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敌人杀害。
冀中六、七分区情报系统都在石门设立了情报站，1946年5月，统归冀中十一分区情报总站领导。情报员耿占斌打入敌军内部，在新东策反一个排起义，并成立了石东爱国支队。情报员底玉卿、杨亚利夫妇，在敌人偷袭正定时，及时向解放区报警。罗历戎率军北上时，他们又以回家奔丧为名，混入哨卡，送出情报。北站站长李春芳还率情报人员骑车尾随敌人，每天晚上向分区司令部通报敌人的行动情况，为我军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太行区在石门的地下斗争，主要由太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该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4年，对外称太行第一军分区前方办事处，直接领导一支太行石门武工队。1945年上半年，成立了石门市民主政府办事处，直属一个解放大队。
太行石门城委会辖区主要在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的三角地带，包括获鹿县和石门郊区42个村庄。城委会机关成立于赞皇县杨树沟村，后移到元氏县的西岭底、苏庄。日本投降后，城委会搬到了获鹿县山尹村，民主政府办事处搬到了永壁镇。
太行石门城委会总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悍，积蓄力量，为夺取石门市准备条件。以农村包围城市，以郊区为基地，把城市工人积极分子，集中到市外办训练班，然后回市内开展工作，在市区铁路、工厂发展了一批有职业掩护的地下党员，并建立6个地下党支部和一些独立活动的党小组。一些地下党员还打入敌人内部，如田清泉地下支部的马汉英、赵根波、贾向礼等人，都先后打入军，利用驾驶汽车的有利条件，侦察敌情，传送情报，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制造事故使敌人的汽车抛锚，装甲车被烧毁。在正太战役和解放石门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武工队和解放大队积极开辟城市工作，开展市郊武装斗争，在配合国共谈判、打击敌人偷袭石门市民主政府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晋区（北岳区）在石门的地下斗争，主要归冀晋四地委领导，1946年5月，冀晋三、四地委合并，归三地委领导。1947年5月，四地委从三地委分出，主要辖正太路以北，平汉路以西，石门西北角三角地带，包括平山、井陉、建屏、获鹿、灵寿、正定、行唐、平定等县。面对石门开展工作的有四地委城工部、敌工部和分区司令部、专署公安局以及所辖各县。工作突出的是城工部及其领导的石门工作委员会。
冀晋四地委城工部成立于1944年7月，于此同时，成立了石门市工作委员会（简称石门工委）。日本投降时，石门工委参与了组建石门市委、市政府，后因对日受降受阻，撤回根据地，继续领导城市地下斗争。一度，为了解放石家庄，曾由冀晋区党委书记王昭兼任石门工委书记。截至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石门工委在市内建立地下党支部9个，发展党员105人。成绩最突出的是王子兴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王子兴在日伪时期打入伪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送出许多重要情报。日本投降时参加了受降谈判。1946年王子兴受冀晋区的派遣，第二次进市，以叔侄关系投奔先遣军副司令孟宪馥，当上了先遣军的副官。后来，王子兴在由先遣军改编的第三军补充团进行策反，使该团在新乐起义。王子兴因暴露身份，两次被抓，都脱了身。但王子兴领导的地下党员及家属20多人却被特务抓进了称阎王殿的十九号，其中5人在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被杀害。
冀晋四地委敌工部成立于1942年，领导各县敌工部和市内的派遣工作、情报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董树堂等地下工作者为石门解放做出了贡献。敌工部和分区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还在市郊袭击敌人外围据点，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给了敌人以有力打击。
冀晋四分区司令部于1940年成立了前方武工队（内称石门情报站），后来发展为中心情报站，下属石门、获鹿、平山、井陉、正定5个情报站。到石门解放，石门情报站发展到40余人。不少人打入军政机关，搞出许多重要情报。潘树精、潘树森等人打入特务组织河北省绥靖公署第二处第三联络小组任福禄特务小组，在解放石门和保卫石家庄战役中，做出了贡献，协助公安部门把任福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并在保定缴获电台两部，在北京缴获电台一部，一批。
此外，晋察冀社会部和边区公安部（后改为公安总局），也于1942年在石门建立了石门情报站，社会部长许建国兼任处长并直接领导地下情侦小组30余个，人员130余人。该情报站在石家庄解放后送出不少重要情报，并在市公安局领导下，搜索审查残敌，挖掘潜伏特务，为稳定社会秩序做出了贡献。
1947年3月，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又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29日，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把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分别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1947年4月26日，、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5月3日到达平山县，与军区司令员等人会合。中央工委原拟去太行区，这期间石门人民为中央工委机关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挥下，取得了城市解放和接管的利用。
在中央工委成立时，中央就做出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在中央工委领导下，统一领导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工委留住平山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也在平山县峡峪村筹建，董必武任主任。1947年8月1日，董必武拟发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经中央批准。华北财办统一领导除东北以外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并担负了筹措各战场军需供给的任务。为了准备发行统一货币，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并筹集了一笔基金。未解决作战所需的武器军械生产和供应，中央工委于1947年12月21日，召开了华北兵工会议，制定了兵工建设的总方针。未解决作战物资及军需供应运输问题，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在1947年召开了华北交通会议，讨论制定了交通工作的方针任务。决定修筑横贯华北的两条铁路、四条公路，并建立了卫河、运河管理机构，统一水运及水上治安管理，统一了邮票、邮政、加强了邮政建设。未解决金融贸易工作中的问题，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于1948年3月15日，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通过了《关于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对解决当时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问题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并于1948年12月1日，在解放后的石家庄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行了人民币。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门槛。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央发生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就提出要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五四指示》没有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正真获得满足。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中央委托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主持，参加会议的各地领导和代表107人。会议讨论了《五四指示》以来各地土改的成绩和问题，决定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左倾思想，结合土改整顿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央做出决定，正式公布了这个大纲。石家庄各解放区在中央工委及其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学习宣布和贯彻土地法大纲，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晋察冀根据地在抗时期，曾被誉为模范根据地，军事上也战绩显赫。日本投降后，由于种种原因，军事力量有所削弱。中央在1947年派政治局委员彭真前往晋察冀中央局，协同中央工委、朱德，帮助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他们到达晋察冀后，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使晋察冀区军事形势迅速转变。1947年4至7月，连续发动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二战三捷，扭转了战局，转入了主动进攻。1947年9月，在石门驻军罗历戎部北上时，果断进行了清风店战役，接着又发起了解放石门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47年4月，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了正太战役，相继攻克了正定、获鹿、赞皇、栾城、井陉，扫清了石门外围之敌。10月，又取得了清风店大捷，歼灭了罗历戎部。
清风店一战，消灭了驻石军的一半，市内守军只剩下刘英的三十二师和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兵力2万多人。历史把解放石门提到议事日程，而首先提出打石门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早在1946年10月，聂司令员就提出，石门是华北的要塞，不能久在敌手，一旦条件成熟，就要夺取之。并指出，只要能消灭第三军的三几个团后，就可以打。1947年5月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后，聂司令员把夺取石门的设想向朱德总司令作了汇报。在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和刘澜涛就致电和中央工委，建议乘胜夺取石门。中央工委和朱德复电同意，并建议批准。正在延安与胡宗南部队周旋的，对攻打石门很看重，主席亲自草拟电稿，批准了以攻打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的作战计划。
的指示，坚定了晋察冀野战军打石门的决心，10月27日，朱德总司令亲临野战军前线部队，多次听取前线指挥员汇报，研究战略部署，解决疑难问题，还亲自审问俘虏，核对敌情资料。10月30日，朱德参加前线部队召开的炮兵、工兵会议，重点研究了城市攻坚战术。鉴于部队装备落后、重武器少的情况，朱德和指战员探讨了怎么样做坑道作业和运用炮兵火力炸毁敌人工事，以及炮兵、工兵、步兵配合问题。10月31日，朱德又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与前线指挥员一同研究作战部署，并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口号。会后，各级干部立即回部队，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训练。
11月1日，野战军司令部经过多次研究，制定了战役部署，并发出了作战命令。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在部队战前演练的同时，石家庄地区的人民群众和晋察冀边区各地军民也广泛开展了支前运动，短短几天，就动员民兵11000余人，民工82000余人，担架10000余副，大车4000余辆，牲口10000余头。为前线万斤，运攻城器材和主副食品10余万斤。石门周围各区城工部和石门工作委员会，也及时向市内几百名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布置任务，分头行动，配合攻城，有的选派得力人员为带路，有的为部队绘制敌城防工事图，市内敌人的军情变化，都能及时向部队报告。
11月6日零时，石门周围一片寂静，突然，炮声隆隆，枪声大作，石门战役打响了。各部队按预定任务，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半夜功夫基本上扫清了外市沟以外敌人据点，只有市西北的大郭村飞机场和市区东北的云盘山暂时没有攻下。
飞机场是敌人的空中通道和增援命脉，四周有壕沟和坚碉，附近几个村也筑有据点，纵深达十余里，守卫在这里的是从保定运来的独立团和原三军的高炮营。主攻飞机场的是冀晋兵团独一旅，在旅长曾美指挥下，一团主攻机场及大小安舍据点；二团助攻，清扫外围的岳村、于底和大郭村等据点；三团为第二梯队。大、小安舍是拱卫机场北大门重要据点，敌人兵力较强，小安舍又为纵深阵地的核心。经一夜激战，一团攻克了小安舍，但大安舍两个重要据点仍为敌人占领。黎明，大安舍、西三庄和飞机场之敌，从四面向小安舍反击，突击部队后路被切断。上午10时，敌人的飞机由两架、四架增加到六架，在小安舍上方低空扫射，机场的炮弹也不停地轰来，小安舍被封锁得透不过气来。营部命令各连死守阵地，坚持一天一夜，争取主力进入战斗。此外同时，在大安舍拔碉堡的部队经反复冲杀和攻击，占领敌人的外壕阵地，用手榴弹炸开了敌人的主要堡垒，攻下了大安舍，减轻了小安舍的压力。7日拂晓，独一旅调整部署，发起攻击，清扫机场内外之敌，攻克了飞机场。
云盘山并非山，而是西汉恒山王张耳的高大墓丘，高出地面四五丈，方圆约六、七十丈。在一马平川的石门东北也算一个庞然大物。日军和军在此多年驻守，从山顶到山腰，用钢筋水泥修筑了有13个明碉暗堡的三层碉堡群，全有壕沟连接。三层火力网与外市沟炮水呼应，石门守敌曾炫耀：铁打的云盘山，坚不可摧。四纵把夺取云盘山的任务交给了十旅，在旅政委傅崇碧的指挥下，三十团三营担任突破。7日下午5时，九连在炮兵掩护下，向云盘山发起进攻，因事前选择突破口不理想，战士冲上去后，遭敌人火力压制，连长和不少战士光荣牺牲。三十团领导重新调整部署，改由八连主攻，并调来3门山炮、4门重迫击炮、4门60迫击炮和10挺重机枪及大批爆破用炸药，在第一道壕沟上炸开了一个缺口，八连突击队从突破口冲向第二道壕沟。梯子队把三丈五尺长的梯子架在沟内，战士们把手榴弹和炸药抛向敌人，在浓烟黑雾的掩护下通过壕沟，炸毁一个个碉堡，战斗仅进行了10分钟，就把红旗插上了云盘山。
8日下午4时，人民向外市沟发起进攻，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炮弹纷纷落在敌人阵地上。三纵七旅在敌西兵营附近发起进攻，炮火与爆破密切配合，敌人两丈宽的封锁沟，一下子就被炸开了两个三丈左右的缺口，壕沟基本填平。战士们奋勇而上，一分钟就占领敌人的前沿阵地，七旅二十团首先突破外市沟，向两翼发展，占领西焦、西里。二十一团占领城角庄、酒精公司。八旅二十二团从西三教向北面突破，二十三团从振头西面突破，两个团钳击振头据点，守敌赵县保警大队被全歼。与此同时，四纵十旅在市区东北也突破外市沟，不到一个小时就占领范谈村、花园村、义堂、吴家庄、八家庄。十二旅从东西突破，包围了范村据点。冀晋兵团从西北角突破，占领了柏林庄、高柱、市庄、钟家庄，包围了北焦据点。冀中兵团从东南方突破，占领了东三教、槐底，包围了元村据点。
外市沟丢失后，刘英决心同在内市沟块一死战。令其主力部队加强内市沟，强修加固工事。和民兵也加紧土工作业，用堑壕、交通沟接近内市沟，在选定的突破口上秘密地埋好炸药，做好了内部爆破的准备。
10日下午4时，总攻内市沟战斗开始了。山炮吼叫着射向敌人的高碉，战防炮、步兵炮呼啸着飞向敌人的低碉和暗堡，轻重机枪封锁着敌人的碉堡射孔，迫击炮在敌人野战散兵阵地上开花，重炮向敌纵深施行火力压制射击。内部爆破与外部爆炸同时并举，内市沟成了火的海洋。在炮火掩护下，十支劲旅像十支利箭，射向敌阵。三纵七旅主攻，八旅助攻，九旅第二梯队。七旅因突破口选择不当，突破后没有地形依托，几次冲锋都没有奏效，不少战士血染沟底。而助攻部队八旅二十三团因为计算精细、准备充分，爆破一举成功，成为全线第一个突破内市沟的团。二纵其他各旅也从这个突破口，冲过市沟，加入战斗，打进市区。四纵以十旅十二旅为第一梯队，十一旅为第二梯队，他们在宽约600米的内市沟的地段上投入6个突击连队，并集中全纵队80门大炮支援突击。十旅二十九团采用战士们新发明的折叠式合叶梯过沟攻碉，用连环雷加米袋炸药铁丝网和碉堡，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突破任务。十旅三十团用数十根60米长的粗麻绳系着数十个炸药包吊在沟壁上爆破，炸开豁口，在突破口与敌人进行了数次突破反突破，也打进市内，占领任栗村。与此同时，四纵其他各旅和冀中、冀晋部队也先后突破内市沟，展开街巷战。八旅二十三团消灭了敌西南兵营的守敌。九旅沿北马路东进，汇同冀晋兵团和四纵十旅一部，聚歼了火力较强的北兵营守敌。各部队沿市区主要街道向敌人的核心工事火车站、大石桥、正太饭店展开攻击。
11月11日夜晚，各部队在向敌核心工事进攻时，四纵十旅三十团一营二连行动最快，他们从北道岔向大石桥穿插时，捉住两个俘虏，得知敌人正在向核心工事收缩兵力准备突围，于是他们冒充敌军，在黑夜中摸进了大石桥敌指挥部。敌守备司令刘英正召集几个团长开会，刘英趁混乱一头钻到床下，但还是被二连的战士从床下揪了出来。并将这伙高级俘虏押到铁路大石桥水塔下的营部指挥所审讯。野战军司令部前指听说敌守备司令被俘，立即派十旅政委傅崇碧赶赴水塔指挥所审讯刘英，并逼迫刘英向部队下令交枪投降。开始，刘英态度顽固，不肯从命。后来，在傅崇碧政治开导和威势逼迫下，不得不向部下写了投降书，让敌参谋长贺纪定向正太饭店守敌等传达。
在四纵活捉刘英时，三纵也打到核心工事，七旅二十团一营二连梁振江班直插大石桥北侧，一个班就俘虏敌人500多，缴获坦克4辆、火炮3门、汽车24辆。各部队先后攻克了火车站、大石桥周围敌据点。核心工事只剩正太饭店没有攻克。正太饭店当时是石门比较豪华的饭店，孙中山、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等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都曾在这里住过。军为了固守石门又把这里修成了坚固的堡垒。饭店周围挖了一条宽一丈，深丈余的外壕，壕内有围墙，围墙四角有碉堡，饭店内的地下室有暗道通向大石桥，可用作兵力机动。内市沟摧毁后，刘英曾令九十四团团长朱剑征带领残部1500多人在此坚守。12日拂晓，刘英的降书送到后，他们非但不投降，反而打出白旗骗，当前往受降时，他们又用机枪扫射。12日上午8时，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发出总攻令，三、四纵进攻部队向正太饭店展开最后的冲击。敌人的坦克挂在火车头上的铁路上来回机动，向扫射，做垂死挣扎。正太饭店周围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四纵战士终于打下敌坦克，并迫使敌坦克向正太饭店开炮。二纵二十二团指战员，在冲锋号角中，冒着弹雨，用集群手榴弹炸开正太饭店大门，冲进楼内，其他部队也相机攻入。战士们从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地下室，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活捉敌九十四团正副团长，押出俘虏1000多名。与此同时，被冀中部队和三十六团包围了三天的范村据点守敌，也被迫投降。至此，石门守敌两万余人，除少部突围到沙河被二纵消灭外，其余全部被歼。石家庄宣告解放。
